56彭真所说的大量到底有多少，肖蔚云曾透露：提出的各种意见，有的省市提了一万多条，有的提了几千条。
[67]参见彭冲：《关于健全全国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载《民主法制论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6页。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建立在人大常委会的党组织来实现。
[46]参见刘志鑫：《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3）代表会议的职权由宪法规定，基本法令、重要政策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关决定，这就是最高的领导。据此，应注意调适工作机关和内部工作机构的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向控制。比如代表机关的兼职性和工作机关的专业性，导致全国人大的权力更多沉淀到其常委会层面。（3）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重要法律和政策，但其并非（也无法）行使所有职权，需要产生其他机关来负责执行和司法。
周鲠生对此解释道：政权就是国家权力的意思。[10]《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这种行政强制措施与过去的即时强制相比，内容包含了即时强制，但范围比即时强制更广，远远超出了警察法的范畴。
两者的共性在于强制性，且不以行政义务或先行行政决定（狭义的行政行为）为前提，共同区别于行政强制执行。（一）一体化的理解 如果要将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等同视之或一体化理解，首要的障碍是一般认识中即时强制的即时性。[41]但值得注意的是，杨建顺的这种理解并不是按照某种标准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分类，而是指出在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之外，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种差异在行政救济上具有法律意义，一般并不能对强制调查本身提起行政救济，而只能是对行政处理决定提起诉讼，诉讼的理由在于强制调查违法。
有法律意义的分类标准是行为或措施的法律效果。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们现在常说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行为方式，但《行政强制法》上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更像是一种手段，即时强制反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其中，实力强制是指，行政官厅用代执行及执行罚尚不能强制其所命的作为不作为义务时，或有急迫事情时，可以实力直接使发生其所命的状态。这种措施是与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相联系的，是对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实行的，其本身不是行政责任措施，但它们保证着实行行政责任措施的可能性，并通常作为实行行政责任措施的前提。[17]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181页。
1957年，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于行政强制之下设行政上的即时强制，与行政上的强制执行相并列。其之所以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两种源流汇集而成的合成概念。对于行政上的强制执行与即时强制的关系，该书认为，强制执行是以事前课予国民一定义务为前提的，而即时强制是在眼前存在急需排除的障碍而又没有预先命令这种义务的余地，从该事物性质上来看，通过课予义务仍不能实现行政目的的情况下，不作出履行义务的命令，而直接对国民的身体及财产施加实力，从而实现行政上的必要状态。（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化 在法律上首次使用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法律是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
[5]参见同上注，第330-331页。[2] 稍显特别的是熊范舆译述的美浓部达吉（みのべたつきち）行政法总论讲义。
注释: [1]参见（清）夏同龢编著：《夏同龢文辑》，梁光华、饶文谊、张红辑校，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原书为1905年版），第125-126页。范扬对此也有批判分析：直接强制是以完成法令或处分的执行为目的，而警察上之即时强制具有自身的独立目的。
[40] 如此，我国《行政强制法》以一部法律但又分别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包含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其共性在于强制性，其差别在于有无先行义务的明确。[2]参见[日]清水澄：《〈行政法泛论〉与〈行政法各论〉》，金泯澜等译，魏琼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182页、第256-257页。行政强制措施适用于行政失职行为，在非职务上下级关系的条件下对公民和组织适用。[36]参见同前注[26]，胡建淼书，第23-24页。前者是指在受警察处分（或警告）者不履行其所负义务时，强制使其履行，或以公权力使其实现警察机关所命令状态的作用。这种分类仍不理想的地方在于，在一般性强制措施中包含了太多的子类型，既有独立的措施、也有辅助的措施，所以，类似于区分即时强制和强制调查的法律意义在一般性强制措施中就得不到明显体现。
[13]参见[日]南博方：《行政法》（第6版），杨建顺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4页、第133页。但还有保障性、程序性的行政强制措施（扣押等），其目的在于为独立措施的适用创造条件，因而不是制裁。
[29]该法第18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30]胡建淼：《行政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页。
从目的和形式上来看，行政调查与即时强制是有差别的，行政调查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收集信息，属于一种间接手段。行政上之强制执行分为作为及不作为令的强制执行与给付令的强制执行两种，前者又有代执行、执行罚和实力强制三种方法。
在钟赓言行政法各论的警察行政中，警察强制是对不遵守义务的人所实施的强力。而即时性行政强制措施则是行政救济自身的对象，可请求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或国家赔偿。其初意殆为掩饰其抄袭之痕迹计，将所抄袭条文，于文辞及排列上，极力加工，以示优异，讵知弄巧成拙，是非颠倒，其对于斯学之知识及理解，遂暴露而不可掩矣。[23]该书的这一分类与瓦西林科夫主编的《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基本相同，连所举例子也基本一样。
行政强制执行和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都是达到行政管理所要求的某种状态，但应当允许被强制人提起行政诉讼。这些强制手段包括告诫、代执行、执行罚（强制罚）、直接的强制手段四类，[1]其中并不含有即时强制。
不过，该书在行政强制一节还谈到行政强制的方法和程序，着重谈到了间接强制执行，谈及其代执行和执行罚两种具体的方法和程序。[18]本义上的行政强制多数类似于即时强制，但已超出了即时强制的范围。
2011年制定的《行政强制法》第2条第2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傅士成将一般性强制措施根据其目的和适用场合不同进一步分为行政强制检查措施、行政强制预防措施、行政强制制止措施和行政强制保障或辅助措施。
强制执行，必以先有警察处分及义务人不能任意遵行其处分为前提。只有后者才可以用直接强制的名称。如前所述，1990年代之后，行政法学界将苏联行政法学上的行政强制措施由行为手段转变为行为方式，但是，观诸《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其所明确规定的程序性行政强制措施只是行政程序中的手段，反而是该法并未明确规定的即时强制可以与行政强制执行并列成为一种行为方式。[3]参见[日]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熊范舆译述，丙午社1907年版，第200-208页。
[38]胡建淼也指出，我们原来把国外的‘即时强制混同于‘紧急强制是不对的。执行性强制措施是为督促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是为排除紧急妨碍、消除紧急危险，来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直接对相对人采取的断然行动，而一般性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查明情况，或者为了预防、制止、控制违法、危害状态，或者为了保障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现实需要，依职权对有关对象的人身或财产权利进行暂时性限制的强制措施，一般性强制措施不存在即时强制的紧急事态，所以也区别于即时性强制措施。
[34]但是，这种理解显然是忽视了不作为义务的强制执行问题，例如被责令停止营业后继续营业，这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关闭店铺等方式强制执行。另一种做法则是使用即时执行的名称来指代传统即时强制排除了行政调查的剩余部分，以更加明确地表示该制度的特色。
例如，袁曙宏认为，关于行政强制的理解，我国法学界曾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三行为说，即行政强制之下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即时强制和行政调查中的强制三种强制行为，其代表是日本。但该书并未具体指明与即时强制有何不同。
